徐向前说西路军始终奉中央的指令行动，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近日，老覃撰写了一篇题为《西路军挫败后，徐向前元帅搭乘国民党军机重返延安，降落前夕心怀忧虑》的文章。该文依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往事追忆》，详细叙述了徐帅在西路军遭受挫折后，返回陕北的经过。文中提到，西路军行动遭遇不利后，徐向前元帅面临困境。为继续革命事业，他选择搭乘国民党的军用飞机，踏上返回延安的旅程。在飞机即将降落之际，徐帅心中充满了忧虑，对前路充满思考。整篇文章基于史实，以平实的语言描绘了徐向前元帅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的坚韧与决心，展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担当。

提及徐向前元帅的著作《往事回眸》，必然绕不开朱玉这个名字。在《往事回眸》中，朱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徐向前元帅通过文字，回顾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和革命经历，而在这些珍贵的记忆之中，朱玉的身影频繁出现，扮演了重要角色。书中虽未对朱玉进行详尽的描绘，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感受到朱玉的独特之处。他与徐向前元帅之间发生的种种，成为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读者对朱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要了解《往事回眸》这本书，就不能不了解朱玉。他在徐向前元帅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了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朱宇曾任职国防大学讲师，1979年，他接到调动，前往徐向前元帅的办公室任职，并负责撰写徐元帅的回忆录，名为《往事回眸》。

随后，他陆续发表了《还原历史真相：西路军问题初探》及《被历史遗忘与误解的篇章》等一系列作品，宣称自己是从历史的全局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并客观看待西路军问题，因此被赞誉为“为西路军澄清历史的首要人物”。

然而，在阅读《历史的回溯》这部作品时，老覃发现朱玉教授对于西路军成立过程的描述似乎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确实，朱玉教授的角色或许仅限于文献的编纂与整理。如此看来，徐向前元帅在口头叙述这段历史时，对西路军的组建历程或许仍存有一定的认知偏差。

老覃在先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题为《张国焘与西路军的挫败：朱德对其影响的反思》，简要阐述了西路军成立的背景。文章指出，张国焘作为关键人物，怀有将第四方面军全体带往黄河以西的野心，意图延续其分裂活动。他的目标是占据甘肃河西走廊区域，建立个人的势力范围。借执行中央规划的宁夏战役计划之机，张国焘未经充分请示，擅自行动，最终导致西路军成为了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

提及此事，张国焘的意图其实早已不是不为人知。

老覃在另一篇文章中，标题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张国焘向徐向前表达意愿：希望陈昌浩接替其主席职位》，提及张国焘在尝试南进行动未果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持续劝说下，最终决定转向北上。

然而，在向北行进的路上，他担心自己擅自建立“另一个中心”的行为会被追责，心中一直盘算着避开中央，率领四方面军前往甘南和青海地区，意图“开创一片新天地”，与中央形成对立局面。

因此，他决定违背西北局在岷州制定的与中央汇合的北上计划，并亲自前往漳县前线指挥部，劝说徐向前等人放弃通渭，转向全面西进。然而，由于洮河水位上涨，这一行动未能成行，最终他们改变了方向，继续北上。

三大红军主力汇合后，1936年10月，中央颁布了《十月作战指导方针》，这一举措意外地为张国焘提供了实施其“向西进军方案”的机会。

特此澄清，《十月作战指导方针》实质上并非具体的作战指令，而是一个宏观的战略规划。其中提及的“宁夏行动方案”概述了红四方面军应于11月中旬，调动三个军的兵力，实施渡河军事行动。

为何会采取这样的设置？

由于执行“宁夏作战方案”的红一方面军正在同心城区域集中，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一是迎接正向甘北地区（现今宁夏南部）移动的红二方面军部队；二是鉴于造船不易，必须在河面结冰的季节利用冰面过河。

此外，在探讨《西路军过河后苏联援助中断的原因及毛主席等面临的困境》一文中，老覃提及，苏联原本承诺的援助物资预计在12月份送达中蒙边界，预定的物资交接地点设定在定远营，现今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

换言之，即便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团能够成功渡河，他们也要等到12月才能在定远营获得所需的军事补给。获取这些补给后，红军方有能力攻打银川等坚固城池；否则，他们只能流窜于沙漠地带，面临生存困境。

然而，张国焘在接到《十月份行动计划》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求红四方面军即刻渡河。

张国焘晚年所著《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其昔日意图，即希望红四方面军渡河后能立即西进，控制河西走廊，意图“开创全新局面”，凭借军事实力在党内占据优势。如此，他认为，“莫斯科方面会按照原有约定继续支持我们，而不会将我们视为反对共产国际的力量”。

基于这种理念，他决定将四方面军的渡河计划提前实施。

《十月行动计划》里规划：“四方面军需派遣一军携带造船技术团队，迅速转移至靖远、中卫区域……力求加速船只建造进程。”然而，在10月18日，张国焘突然向中央发电报，通知原定的造船主力三十军计划于20日启动渡河行动。

19日，中央发来回复，询问“关于二十日渡河计划，是否考虑延期数日？”

张国焘沉默未回应，而是下令红三十军在20日执行渡河试验。

然而，初次尝试渡河并未成功。

中央军委在观察到三支主力部队已全面集合后，于10月21日正式通告各部队指挥官：决定围绕十月革命纪念日，自11月1日至11月7日，共计七天，实施一项教育方案。

要求明确指示全军统一行动，于11月7日这一天，共同举办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集结仪式，庄严宣誓投入抗日斗争，并同时举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大会。

根据这份通告内容，可以了解到，在11月7日以前，红四方面军的三个部队渡河的行为并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然而，张国焘于10月23日颁布了指令，要求“第三十军即刻渡河，第九军随后跟进”。

在探讨《西路军渡河后苏联援助中断及毛主席等面临的困境》一文中，老覃提及，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自10月20日起，命令胡宗南指挥大军向红军逼近，意图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黄河以东区域消灭红军。

针对当前形势，中央制定了新的战略方向：“首要任务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打败向南溃散并试图撤退的敌人”，随后，“第二步的重点将是转向北方”。这便是历史上经常被提及的“先处理南方，再转向北方”的策略。

实际上，10月24日上午10点，中央向彭德怀发电报，指令他前往打拉池，与朱德和张国焘讨论并执行“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内容关于“在该区域准备与向北推进的敌军展开最终较量”。电报还明确要求，“三十军需迅速横渡河流，占领西岸”，“至于九军，暂时按兵不动，不过河为宜”。

该电报指出，尽管中央已批准红三十军进行渡河行动，但对于其“先击退南方敌军，再渡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的战略意图，也已做出了明确说明。

红三十军在10月24日成功实施强渡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当天提出了“全军向西渡河”的策略，主张“九军与三十一军随后跟进，紧随三十军渡过河流。”

针对徐向前与陈昌浩所提出的提议，中央直接予以了拒绝。

10月24日24时，中央向彭德怀、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发电报，重新强调“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南方敌人的行动。

张国焘未经授权，独自决定，在25日利用红军总部的权威，通过了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在24日所提出的提议。

据此情况，徐向前和陈昌浩在10月25日发布指令，要求“第九军在今晚随后渡河”。

中央最终作出调整，于10月25日再次向朱、张、徐、陈发电，重申“先攻南部，后取北部”的战略方向。指令除九军外，另派一军继续推进渡河行动，而九军因其较强的战斗力，被部署以应对南方敌军。待“南方敌军确实遭受重创”，“再从中宁地区实施渡河”。

当天下午4点，张国焘向中央发送电报，表示朱德与彭德怀已与他共同制定了方案，决定让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含三个军）实施渡河行动。

中央接获张国焘的电报后，回应称：“若两三日内确认胡宗南部并无北进动向，届时再派遣一个军渡河亦不为晚。当前，针对南村之敌，应采取决战手段以求击溃，单纯防御不足以应对。”

理论上讲，中央的指示已经相当明确，倘若四方面军严格遵循中央指令，那么渡河行动理应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徐向前与陈昌浩于10月26日再次向朱德、张国焘及彭德怀发电报，指示“务必让第三十、三十一及第九军加速完成渡河”，意味着在第九军完成渡河任务后，紧接着第三十一军也应跟进渡河。

请注意，徐向前和陈昌浩发送电报的收件人并非中央，而是朱德、张国焘以及彭德怀。

张国焘于当天下午5点，代表红军总部，同意了徐向前和陈昌浩所提出的提议。

得知相关情况后，毛泽东在晚上9点给彭德怀发电报，指出：“张国焘有意图经过凉州而不愿前往宁夏，请留意。”

10月27日，徐向前与陈昌浩向朱德、张国焘及中央发送电文，提出让第四方面军全体渡过河流的建议，并敦促中央尽快给予明确答复。

针对四方面军无视中央多次指令的行为，聂荣臻、左权及彭德怀等人在10月28日各自向中央呈交报告，指出张国焘“采取多种手段阻挠追击敌军的计划”。

中共中央于当日发布了一项重要号召：“当前，我们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三支主力部队若紧密协同作战，将占据优势；反之，若分散行动，则会削弱力量，面临被敌军分割包围、逐一消灭的风险。”

在10月28日清晨5点，徐向前和陈昌浩未显现出对中央号召的了解，他们指示红五军向靖远的东北部移动，以分散敌方的注意力。

数小时后，具体时间为28日下午1时，他们再次向张国焘提议，五军在“牵引职责履行完毕后”应即刻渡过河流。

张国焘在晚上8点回复电报，表示同意批准。

此外，在10月28日下午4点，张国焘向徐、陈及中央发电报，表明“如果明天早上8点前未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复电报，则第三十一军应准备在和堡口渡河”。

当晚7点，张国焘将原定的“明早八点”最后期限提前至“今晚十二点”，并表示“期望今晚十二点前收到回复，若未收到”，“三十一军将紧随三十军与九军之后，立即过河”。

10月29日中午12点，中央复电，最终决定批准三十一军实施渡河行动。

事实上，第三十一红军在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已到达渡口，并着手进行渡江行动。

彭德怀在29日晚上8点发布了海打战役的集结命令，此时他尚未了解到红三十一军有渡河计划。他指示所有参战部队前往打拉池集中，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

30日清晨7点，彭德怀发布了海打战役的具体安排，根据这一计划，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一军部队将担当起引领敌人深入的任务，起到诱敌的作用。

然而，电调的红四军团与红三十一军团未能按预定计划到达战场，导致海打战役未能如期进行，最终未能实现。

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南对张国焘的行为深感愤怒，当天就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问题：“张国焘在面对敌人时表现得过于胆怯，一直拒绝执行上级命令。”

上述内容描述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事件的完整经过，该事件的过程是通过解读最原始的电文资料得以复原的。

该事件的情况与朱玉所著《历史回顾》中提及的“西路军一直遵循中央军委的指令行动”的叙述存在不一致。

简而言之，尽管徐向前元帅直接参与了西路军的行动，但张国焘在第四方面军中拥有绝对权威。由于徐帅当时所处的位置限制，他难以辨清真相，容易混淆视听，错误地将张国焘的命令当作是中央的指示。因此，他产生了误解，认为西路军的所有行动都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的。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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